主要战斗及惨案 - 平原地区坚守根据地的着名范例  
平原地区坚守根据地的着名范例

主要战斗及惨案 admin  admin  2015-7-15 14:03:01 访问量:214
 

19408月至19411月,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曹县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鲁西南地委直接领导下,用打击、分化、瓦解的手段和策略,抗击了日军“扫荡”及30倍于我之各路国民党顽军对抗日根据地的围困和“蚕食”,坚守根据地达4个半月之久,直到我主力部队到来解围。这一斗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鲁西南军民战胜敌人,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创造了平原地区在没有“青纱帐”掩护的条件下,坚守根据地的范例;为曹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及鲁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评价和杨得志司令员的亲笔嘉奖。

19408月初,曹县抗日民主县政府在曹县城西北冯寨建立,标志着以曹县为中心的鲁西南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

84日,驻守在曹县的八路军新三旅八团,在政委赵基梅率领下,奉命返回黄河北,参加讨伐顽军石友三的第二次战役。我抗日根据地仅剩下地、县机关和独立团(实际上是1个营)3个连的兵力以及王道平率领的几十人的游击队,合起来不足300人。刚开始,四周的国民党顽杂部队还不清楚我主力部队是否还在鲁西南,不敢贸然向我进犯,根据地内形势基本稳定,我独立团和游击大队还可以自由活动。时间不久,各路顽军得悉八路军主力部队确实离开根据地以后,就从四面八方压缩过来。东南有国民党曹县县党部书记长、保安团团长王子魁及其所辖石福起、曹大个子、王四油馍等部约2000余人;西南有国民党苏鲁豫挺进军第八纵队司令张盛泰部1000余人;西面有国民党河南省游击第九支队司令胡金泉部1000余人,以及国民党考城县保安司令马逢乐部1000余人;东面有定陶的国民党顽杂王子杰部约数百人;北面有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秉贤、菏泽县长张志刚部2000余人。6股顽杂军共约七、八千人,分路向我根据地“蚕食”。而此时,我根据地与冀鲁豫区党委联系的通道已被敌人切断。715日,日伪军15000余人在东明县西部“扫荡”,我东明、长垣两县党组织和地方武装遭受重大损失,两县被日伪占据。这样,曹县抗日根据地就与冀鲁豫区党委、军区相隔100余华里的敌占区,中断了联系,更增加了坚守根据地的困难。

面对数十倍于我的各路顽军的“蚕食”进逼,我们的根据地要不要坚持、能不能坚持,在干部和党员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暂时放弃,独立团和游击队随主力部队转移,地方工作完全转入地下,待主力部队返回后再公开活动,理由是敌我力量悬殊太大,不可能公开坚持。另一种意见是一定要坚持,理由是:本来我主力部队转移就使群众的情绪受到影响,如果放弃根据地,就会失去群众对我党的信任,影响他们坚持抗战、夺取胜利的信心,将来再恢复根据地也较费力;进攻我们的几股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都是乌合之众,且各怀目的,没有统一的指挥,只要我们团结一致,依靠群众,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战术,是可以战胜他们的。

经过广泛听取干部和党员的意见,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充分地酝酿讨论,统一了思想。鲁西南地处冀鲁豫边区南端,是边区南大门,不仅关联着冀鲁豫边区的安危,而且直接威胁着敌人的交通要道陇海铁路及其战略据点开封和商丘。为了整个边区的需要,我们这块根据地必须坚持、巩固、扩大,决不能丢掉。要使全体共产党员和群众都了解这个重要性。同时,这块根据地是由许多革命战士和群众的鲜血浇灌成长起来的,它又培育了许多共产党员、抗日群众和人民子弟兵。这里的群众和每位战士都知道,他们的翻身解放,他们的生命财产都和这块根据地紧密相连。几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这里的群众会为保护这块根据地做出大的牺牲,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有了这样坚强的力量,这块根据地是摧不垮的。1940年初,会道门问题尚未解决,顽军石友三数万之众压来,我地县机关及武装转移到黄河北,但仍有少部分同志留下坚持工作。这一事实证明:在没有主力部队支持的情况下,只要我们紧紧依靠群众,是可以坚持根据地的。

地委将誓死保卫根据地的决心向全体群众做了宣布。为尽可能将敌人阻于根据地边沿,地、县领导在充分分析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之后,设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南至沙扈村,西至天爷庙、王庄、大谢寨,北至金堤集、王浩屯,东至马集、倪集。这道防线内约有100余个村庄,是我根据地的基本区。第二道是南至韩集,西至王家寨,北至安陵集,东至大傅庄。这道防线内有20余个村庄,是我根据地的心腹地带。万一第一、第二道防线坚守不住,就只有固守第三道防线,即以刘岗、曹楼、伊庄3个村为主的我根据地核心地带。地委的方针是力争第一、第二种情况,只有不得已时,才固守“三村”。

为稳定群众情绪,消除主力部队转移对他们的影响,我地、县、区机关干部深入到各村发动组织群众,说明主力北调是为了消灭大股顽军,很快就会回来,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但并不可怕。当时正是秋收秋种的重要季节,为不耽误农业生产,地、县委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生产”的口号,组织根据地群众进行秋收秋种。同时号召各村群众搞好坚壁清野,打更守夜,以防敌人骚扰破坏。戴晓东、袁复荣、宋励华、刘齐滨等地、县主要领导人,和普通干部、战士一样,同根据地的群众生活、战斗在一起,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增强了他们坚持斗争,战胜敌人的信心。

为了迷惑敌人,我独立团加紧了活动,在根据地边沿地带,有时一夜住几个村庄。部队进村宿营,不向群众借被盖,指战员睡在群众家的草窝里。天亮前,打扫好卫生,为群众的水缸打满水,才出发。第二天,就在群众中传开了:“夜里老八路住我们村了”。同时加强了对根据地内不稳定分子的监控,以防走漏消息。这些措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使各路顽军以为我根据地还有主力部队,不敢贸然向我进攻。

为保住第一道防线,地委派王法礼带6人游击小组和曹县县委组织的民兵共10多人,驻守在南边的沙扈村;谢东臣带5人游击小组进驻西面的大谢寨;由曹县农会组织的部分民兵守卫东面的大傅庄。

9月初,各路顽军向我根据地进犯。由于形势紧迫,我分驻各村的力量薄弱,与敌硬拼将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为了集中力量保护根据地的核心地带,地委决定将沙扈村、大谢寨、大傅庄等外围的游击小组撤回。由于群众以前吃尽了土匪顽杂的苦头,再三要求游击小组留下来和他们一块守寨。特别是沙扈村还派出群众代表向地委请愿。我们的战士也舍不得离开,他们说:“这里的群众是我们的父老兄弟姐妹,我们怎么能忍心丢下他们走呢?”为保护群众的积极性,照顾战士们的情绪,地委决定将游击小组留下来,暂不撤离。一天晚上,王子魁部突然将沙扈村团团包围,王法礼和战士们面对强大的敌人,毫不畏惧,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的数次进攻。最后,终因力量悬殊太大,村庄被敌人占领。战士们相继牺牲,王法礼身负重伤落入敌手。顽军用刺刀扎,用皮鞭抽,用棍棒打,他威武不屈。后来,凶残的顽军把他绑在树上活活烧死。

沙扈村失守后,我驻守大傅庄、大谢寨的游击小组和民兵主动撤出,根据地的第一道防线被顽军突破。顽军气焰更加嚣张,气势汹汹向我中心区围攻压缩。地委接受了分散驻守和第一道防线失守的教训,决定第二道防线不再分兵驻守,而是集中一切力量,紧缩拳头,坚守以刘岗、曹楼、伊庄为主的根据地核心地带。

9月中旬,日军数百人,向曹楼进犯,被我守寨军民用猛烈炮火击退。

10月,我根据地被各路顽军“蚕食得只有东西十几里,南北三、四里的狭小地区。王子魁部进到韩集、邓庄,张盛泰部进到常乐集、马庄,马逢乐部进到大谢寨、李楼,胡金泉部进到桃源、王家寨,张志刚部进到力本屯、大郭庄,王子杰部进到范胡同。从四面将我围困起来,情势十分危急。

面对各路顽军的四面围困,鲁西南地委和曹县(西北)县委紧紧依靠根据地军民,将“三村”建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在斗争中,采取灵活的策略,将统一战线工作和军事打击相结合,使得多数顽军停止了对我们的进攻或保持中立;同时,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有效地坚守住了根据地。

刘岗、曹楼、伊庄,三个村庄相距不过两三里,恰成“品”字形排列,合起来不足1500户人家。地方虽然不大,但自从中共曹县县委迁到这里,特别是中共鲁西南地委在这里建立以后,这里就成了曹县及整个鲁西南地区革命的中心。地、县委在这里领导百万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伪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军的进攻。日伪十分忌恨这里,在作战地图上用红笔将三个村庄圈在一起,写上一个大大的“赤”字。从此,三个村庄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红三村”。在以后的斗争岁月里,“红三村”这个名字越叫越响亮,逐步成了曹县乃至整个鲁西南革命根据地的象征。

鲁西南人民历史上就有守寨防匪的传统,这次面对顽军的围困,有地、县委的领导,有地委独立团做依靠,各村的村民不但没有惧怕,而是群情激昂,势与村寨共存亡。

为鼓舞群众,同仇敌忾,战胜顽军,中共鲁西南地委的主要领导做了明确分工,各带部分武装深入到曹楼、刘岗、伊庄及外围村庄,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地委书记戴晓东、宣传部长袁复荣率地委机关大部分人员,有枪10余支,驻在伊庄,指挥全局;组织部长王健民带领机关少数人员驻刘岗,领导群众保卫刘岗,并支援其他各村的斗争;军事部长宋励华率领10余名武装人员和曹县(西北)县委、曹县抗日县政府机关人员,以驻曹楼为主,机动灵活地乘机打击敌人和镇压当地出现的坏分子,扰乱和打击小股顽军,通过各种关系了解敌情;民运部长于子元等住在马集一带,开展群众和统战工作;统战部长刘齐滨带病住在井王村,以自己在鲁西南的威望,广泛利用各种关系,开展统战;张耀汉率领独立团,以二连3个班的兵力,协助民兵驻守伊庄,3个班守曹楼,其余兵力作为机动力量,采取内外线结合的方法,四处游击,寻机歼敌,牵制顽军。

各村党支部按照地、县委保卫根据地的部署,积极组织群众,召开誓师大会,进行政治动员。根据地内党政军民斗志昂扬,男女老少齐参战,誓与“三村”共存亡。当时,刘岗、曹楼、伊庄3个村共有人口五、六千人,党员151人(刘岗80人,曹楼39人,伊庄32人)。三个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都成立了战斗指挥部,以共产党员为骨干,将年龄在18岁至55岁之间的男子组成自卫队,其中青壮年男子1200余人组成战斗队,妇女和姊妹团、儿童团组成后勤队,老年人也主动报名参加守寨队、巡逻队或后勤队,这时的“三村”是人人皆兵。同时,制定了严格的纪律。任何人都要服从统一指挥,不许私自到敌人占领的村庄串亲访友,以防泄露内部情况;战斗队统一住宿,日夜值班站岗放哨,一旦有敌情,各村相互支援。

为有利于固守,各村党支部组织群众对旧围寨进行了加高、加固,将旧寨壕开挖到一丈多深,从寨内挖有暗道与寨壕相通,以便出击。为便于相互联系和支援,刘岗和曹楼之间还挖了交通沟。寨墙上,白天百十步一个人,夜里十几步一个人,分段守卫,轮班上岗,地、县委的干部也和群众一起值班、站岗。夜晚,在寨墙半腰,每隔二、三十米悬挂一个灯笼,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下面,下面却看不到寨上。寨门、寨墙上堆满了砖头瓦块,墙垛上设有滚木,只要把绳子割断,就有几十根滚木砸下,更有73个群众自制的土炮(刘岗48个,曹楼16个,伊庄9个)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轰击来犯之敌。对于没有重武器的顽军来讲,“三村”就成了坚不可摧的堡垒。当时,“三村”群众充满信心地说:“敌人来了咱不怕,自由办法对付他,远了用枪炮打,近了用长矛扎,爬寨之敌就用滚木砖头砸,叫他个个回老家。”

鲁西南地委和曹县(西北)县委在紧密依靠群众,将“三村”建成坚强堡垒,准备抗击顽军进攻的同时,还充分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斗争策略。做好根据地内各阶层的团结工作,争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力量;对顽杂军,争取中立一般的,孤立、打击最顽固的。

首先,依靠各级党组织,做好根据地内20几位社会上层人物的工作。这些人都是旧社会在某一地区、某一方面有权势、有地位、联络广、有社会经验和一定的知识,大部分都有较多的家产。抗战爆发以来,他们没有离家外逃,基本上是拥护抗日的,在群众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党组织就和这些人交朋友,通过他们稳定群众,了解顽军情况,分化瓦解顽军,成为从外部配合我们斗争的重要力量。

对周围向我进犯的6股顽杂军采取孤立少数,争取多数,各个击破的斗争策略。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地委发现,6股顽杂军之间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矛盾。他们分别属于山东、河南两省的曹县、定陶、菏泽、考城、民权5县,各有系统,各有地盘,各有目的,都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决定自己的行动,无任何一方能统一起来;他们都想在我根据地挤占一块地盘,但“三村”地属曹县,除王子魁外,其他各股都会考虑到,即使攻破“三村”,他们也不会长期占据,结果是为王子魁卖力,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向根据地进攻的积极性方面有差别;另外,各股顽军还打着抗日的旗号,给我们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考城的胡金泉,原是雇工,虽然做过土匪,但有民族气节,1938年初,曾和日军作战。其政治部主任姚丹村,自称是自动脱党的共产党员,曾主动和我们有过联系。地委通过姚和地方进步人士王文彬对胡金泉做工作,说明共产党八路军对其抗日行动是赞扬的,双方应该互相合作,希望他不要向我们进攻。11月间,日伪军从菏泽、曹县、定陶分三路向我根据地合击。我提前得到情报,及时转移。胡金泉部被日伪军包围在桃源集,凭土寨抗击日军进攻,处境十分危险。地委从团结抗战大局出发,派独立团驰援,日军在腹背受击的情况下撤退。胡金泉对我主动驰援,帮其解围的举动非常感谢,提出和我方领导人见面。戴晓东书记亲赴桃源集,表扬其抗日有功。胡金泉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此后他不再真正向我们进攻,还暗中供应我们部分弹药和药品。

马逢乐、张盛泰是考城、民权的地主武装,地头蛇,各有自己的地盘,不许别人进去。基本态度是能保住自己地盘就好。有机会也想向外扩大,但行事谨慎。这次进犯,虽也向我根据地进犯,却总在胡罗头后边。地委通过地方开明绅士刘固三向马逢乐宣传我党的主张,劝其守好自己的地盘,不要远道来山东进攻根据地;向其说明我主力很快就会回来,如果关系搞不好,对其不利。他就不敢向我进攻了。张盛泰的部下邸学昭,愿意抗日,和我独立团参谋长陈丽泉是故交。陈说服他,让他劝说张盛泰不要向我进攻。我独立团主动释放了俘获他的给养员及两名士兵。张耀汉团长亲自给张盛泰写信,让他以民族利益为重,顾全大局,不要与我为敌。张盛泰逐渐改变了态度,驻兵在距三村20来里的魏湾一带,不再向前推进。

对菏泽的孙炳贤、张志刚,地委军事部长宋励华写信给他们,希望共同抗日,劝其后撤,不要向我进犯。同时,菏泽城南的社会名流李茂之、侯福元等人,也劝其北撤。鉴于各方的反对,孙、张部暂时转守“中立”,不数日就撤至金堤集以北,和我没有直接冲突了。

王子杰部,过去受到过我主力部队的打击,对我们是又恨又怕。他的弟弟王照浮是我们的干部。这次进犯,通过王照浮和一些社会名流做工作,王部基本没离开定陶县境,偶尔到曹县境内,很快又缩回去。

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使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大缓解了“三村”岌岌可危的局面。

国民党曹县县党部书记长王子魁所率的保安团是6股顽军中最反动的势力,是进攻我根据地的急先锋。地委统战部长、曹县抗日县政府县长刘齐滨以老同学的关系,向他晓以大义,劝其放弃反共立场,共同抗日,毫无效果。自从攻下沙扈村,突破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后,王子魁认为可以一举消灭曹县的革命力量,实现其做曹县土皇帝的美梦,多次扬言要“踏平三村”。但是,失去其它几股顽军的配合,他已是势孤力单,加上装备落后,士气低落,对“三村”的威胁大大减弱了。

1015日拂晓,王子魁令其部下曹大个子率1000余人,偷袭曹楼。我及时得到情报,做好了充分准备。村里有守卫,寨外有埋伏,还拿出机动力量在伊庄对顽军进行侧翼包抄。顽军刚接近曹楼,就遭到我守寨军民的猛烈痛击,我负责打埋伏和侧翼包抄的力量也及时出击。顽军惊慌失措,狼狈逃窜。此次战斗,我毙伤顽军200余人。11月下旬,王子魁又令卢郎斋率数百人,乘拂晓我守寨队员换班和群众出寨到地里劳动之际,分两路从东面和北面向曹楼进攻,曹楼守寨军民以寨墙作掩护,用土枪、土炮、滚木、礌石等各种武器顽强反击。顽军在火力掩护下,用高粱秆、榆木条将寨壕填平一段,越过寨壕,用木料搭接,爬上寨墙。我守寨军民毫不退让,与敌英勇搏斗,将顽军压回寨外。正当顽军组织第二次攻击时,任耀庭教导员率一个连从于庄赶来增援,从背后包抄顽军。顽军受到内外夹击,仓惶败退。刚退出不远,又遭到从刘岗赶到的宋励华率领的小分队和民兵的猛烈截击,这时,伊庄的援军也赶到,3个村的男女老少,近千名老百姓手持大刀、长矛、抓勾、棍棒等前来助战。顽军惊慌失措,逃回韩集。这次战斗,击毙顽军40余名,缴枪21支。“三村”军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了顽军的进攻,大大鼓舞了斗志,更加坚定了固守“三村”的胜利信心。

王子魁两次进攻“三村”,均受到沉重打击,但他并不甘心失败。12月初,日军向我根据地“扫荡”,他企图乘我转移之际占领“三村”,不知我军当天夜里就返回,其前头部队刚接近曹楼就遭到痛击,不得不再次退回韩集。

王子魁看到仅凭他的力量,无法攻破“三村”,就企图联合国民党菏泽专员孙炳贤的力量,一起向我进攻。因为他们都是国民党的官员,在反共这方面是一致的,都有向上面邀功请赏的心理。一天,王子魁、孙炳贤在杨集开会,商议联合向我进攻。如果他们的图谋得成,我固守“三村”的斗争将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此时,地委军事部长宋励华正率小分队转战到杨花园,得到王道平送来的情报,他当机立断,把部队分成若干战斗小组,在杨集周围开枪射击,造成全面进攻的声势。王子魁、孙炳贤听到四面响起枪声,害怕被我围歼,带着各自的人马逃命去了。王子魁联合孙炳贤进攻我们的图谋,也就化为泡影。

为了更有效地固守“三村”,地委在军事活动中,很好地做到了内外配合。内,即紧紧依靠我有效控制区域内的军民坚持斗争;外,就是开展我有效控制区域以外的游击战,打击镇压支持顽军的坏人,以及我们的外线情报工作等。

地委决定将独立团的机动力量抽出,钻到顽军的背后,进行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开展攻势防守。第一次行动是张耀汉团长带两个连,夜里从韩集、杜庄之间钻出,绕道王子魁部驻地韩集后面,从孙高庄、沙扈、大谢寨一直插到桃源东南的郭寨。一路上打击王子魁的小股运输队,俘虏不少顽军士兵,缴获大量粮食弹药。另一次,地委得到毕寨日伪据点的敌人外出抢粮的情报,我独立团在天爷庙王庄设伏,毙敌9人,缴获枪支10余支,子弹200多发。第三次,地委获悉顽军石友三的一个黄旅长,带人枪百余,从黄河北溃逃到黄集,与毕寨的日伪军勾结,企图在黄集安居点。如果黄旅在此驻扎稳定,对我极为不利。地委将独立团和扈书群带领的游击小组组成3个突击组,连夜袭击黄集。此战歼敌5人,俘虏3人,缴枪7支、子弹25发,黄率残部逃回黄河北。这些战斗都直接配合了坚守“三村”的斗争。

宋励华带领的武装小分队,以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神出鬼没地在外线打击顽军、保护群众。当时,根据地的老百姓称宋励华为“夜游神”。“三村”外围的伪区乡长、维持会长等坏人,如果警告不改,宋励华就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其除掉。毕寨伪区长花脸六和周庙的一个姓周的伪乡长,依靠毕寨的日伪军,积极配合顽军向我进犯,经常带人到根据地烧杀抢掠,罪恶累累。一天夜里,宋励华率几个队员突然出现在花脸六的家里,将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处死。随后,宋励华等人连夜赶到周庙,冒充伪区部人员叫开伪乡长的家门,将其抓捕,拉到村外枪毙。另外的几个反动分子,如反动会道门头子张二大头、恶霸分子郭大梭等,都是被宋励华处决的。这就稳定了群众的情绪,震慑了敌人,有效地支持了“三村”斗争。

我们的外线情报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委领导人刘齐滨、于子元等,通过一些社会上层人物,了解和掌握了不少日伪军和顽军的情况。情报的另一个主要来源,是宋励华、王道平和一部分有特殊身份、特殊经历的人建立联系。他两个活动广泛,联系面广,在青红帮、绿林武装中也有一定威信。如王道平,他和地主绅士、国民党顽杂军,甚至土匪都能拉上关系,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日伪军、顽杂军的情报。军民每次战斗的胜利,都与情报的及时、准确有很大关系。

固守“三村斗争坚持到1940年年底,已到了极度的困难状态。地委与冀鲁豫区党委的联系中断,不能取得外部的援助与配合。“三村”军民的人力和物力已经受到很大的消耗,群众扎紧腰带将省下来的粮食供给部队,战士们也只能加上野菜、红薯叶煮稀饭充饥,糠菜和树皮成为宝贵的食物。时值严冬,部队还没换上棉装,多数战士仅穿一件棉背心,多在夜间活动的宋励华也只穿一件棉大袍、一件单裤。没有药品,伤病员得不到救治,有的伤员的伤口化脓流黄水,开始溃烂。弹药奇缺,影响部队的战斗力。驻在“三村”正面的顽军王子魁、石福起部一直十分嚣张,不断对我骚扰。尽管如此,“三村”军民在地委、县委领导下,团结一致,同甘共苦,充满胜利的信心,顽强地坚持斗争。

121日,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奉蒋介石密令,将勾结日军的石友三处死。高树勋继任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后,副总司令兼鲁西行署主任孙良成与其不谋,率众2万余人,由黄河北窜犯到定陶以东、成武以西的大陈楼一带,大有向我根据地进犯之意。加上我军民已坚守根据地3个多月,各方面的困难越来越多,短时间内还不可能打破顽军的围困。地委研究决定,向冀鲁豫区党委、军区汇报,请求支援。由于已和区党委、军区失去联系数月,情况完全不了解,只能派人到以往区党委、军区常驻的地方去寻找。先后三次派出交通员,都未能通过100余华里的敌占区。地委最后决定由地委的负责人直接去区党委、军区汇报工作,请求援助。因路远阻隔多,危险大,地委负责人都争着承担此事。地委书记戴晓东考虑再三,在征得地委同意后,决定亲自去河北向区党委汇报情况,请求主力部队的援助,以解“三村”之围。鲁西南地委的工作以袁复荣为主,与王健民、宋励华、张耀汉共同负责。

当天夜里,戴晓东带着警卫员杨芳江,绕过伪顽封锁线,到达东明城北五里墩。这里是鲁西南地委和二地委的联络点,通过联络员罗登朝,找到东明县委书记张治刚。由张治刚做向导,一块去河北。他们白天隐蔽,夜间行动,历尽多次危险,终于找到八路军驻地,见到了区党委书记张玺和八路军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戴晓东向二位首长汇报了鲁西南军民坚守“三村”的斗争情况,二位首长大加赞扬,认为鲁西南地区南面仅靠陇海铁路,在没有“青纱帐”作掩护的情况下,以200余人的地方武装 能坚持斗争4个多月,为坚持平原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范例。杨得志高兴地说:“能守住三村就不错了,你们顶住敌人,守住了阵地,使我们下一步回师鲁西南有了立足的地方,三村人民了不起啊!”为解“三村”之围,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定,派新三旅两个团赶赴鲁西南,并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支援鲁西南冀钞7000元、法币2000元。

戴晓东随新三旅来到黄河北岸。他和旅政委赵基梅商议后,决定先回鲁西南了解情况,部队待机挺进,对顽军进行突然袭击。当时,日军在冀南正进行大“扫荡”,为保证戴晓东的安全,二地委书记赵紫阳专派一名秘书,将他们送到五里墩。当天夜里,戴晓东回到“三村”。1231日,二纵队新三旅政委赵基梅、政治部主任谢富林率七、八团及旅直机关4000余人,跨过黄河,直抵鲁西南,驻在三村附近的大马王庄、祥符寨一带,准备打击王子魁部。“三村”军民知道我主力部队回来,一片沸腾,奔走相告。群众顾不得吃饭、休息,男的绑梯子、扎担架;妇女开锅造饭,为部队做干粮;游击队和民兵做好了一切参战准备。

当夜,我主力部队、地方武装一起向王子魁部驻地韩集进发。王子魁得知我八路军主力开来,仓惶率部逃窜,逃到常乐集、常刘庄,被我包围,经过激烈战斗,除王子魁带百余人逃跑外,其余700余人被歼。接着,我军以快速动作,在申海一带歼灭顽军石福起部200余人(石福起只身逃跑);在定陶的张湾歼顽军申三瞎子部500余人;在常乐集,歼顽军张盛泰部400余人,残敌逃到民权境内。其他几股顽军闻风而逃,胡金泉部撤退到河南省中牟县境,马逢乐部撤退到考城县西南,孙炳贤、张志刚部退到菏泽县西北部,王子杰部窜到定陶东部地区。从此,不仅解了“三村”之围,而且又使定陶以西,菏泽以南,东明以东,考城、兰封、民权以北,以曹县为中心纵横100余华里的鲁西南抗日游击区得到恢复。中共冀鲁豫区党委、八路军第二纵队、冀鲁豫军区对鲁西南坚守“三村”斗争给了很高的评价,写出报告,绘出“三村”防守图,上报中央。毛泽东主席看到后,给予充分肯定,高兴地说:“对于以后坚守根据地更有把握了”。19421115日,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在边区高干会议上作了《鲁西南三个村是怎样坚持下来的?》讲话,将“三村斗争”作为反封锁、反“蚕食”斗争的一个典型范例,在全边区推广。杨得志在给“三村”军民的亲笔嘉奖信中赞到:“你们光荣的斗争,你们光荣的名字,将永远留在鲁西南人民心中。”

曹县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地委、县委领导下,坚持“三村,并最终取得胜利,不仅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胜利。通过这次斗争,共产党、八路军在鲁西南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崇高的威信,为以后工作的开展及根据地建设创造了经验。在此之前,因鲁西南地区靠近陇海铁路线,在“青纱帐”下去之后能否坚持,还是个问号。“三村”斗争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在“青纱帐”下去后,我平原根据地也是可以坚持的。这次斗争表明,党的斗争策略是取得胜利的极其重要的武器。争取和中立了多数顽军,就便于集中力量打击少数最顽固者,但这又必须与正确、有力的军事打击相结合,使最顽固之敌在军事上遭到沉重打击,在政治上限于孤立,使各股顽军有所顾虑,从而拆散其联合,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坚持“三村”斗争的胜利表明,相信群众,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是共产党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只要与群众同呼吸,共患难,军民一心,团结战斗,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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